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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基地”曲阜师大  

2014-01-21 11:23:24|  分类: 语数英史地生理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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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一个故事。从前,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曰:‘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说到底,什么事情其实都是自处。就像人生,总有某个阶段,内外煎熬困顿,人不知我,但还要继续前行。这时候,作为曲园人,内心要宽裕才成。”

  这段富于哲学意味的话出自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徐璐。8日下午,光明网教育频道发出《曲阜师范大学“考研基地”之痛何解?》的稿件,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并收到数位曲阜师大校友的致电及邮件。10号深夜,徐璐也给记者发来信息,问是否可以补充一些话,随后在近3000字的自述中以此作结。

  今年1月6日,研究生入学考试刚结束,一则新闻报道将曲师大学子的心情拖至谷底。媒体在报道2014年考研盛况时,采访了一些所谓“考研基地”的考生,他们来自两所“久负盛名”的高校——信阳师范学院和曲阜师范大学。

  报道称,在一些二三本学校,考研率普遍超过50%,有的甚至达到70%。在山东、河北这样的人口大省,一本大学录取线相对较高,不少高分考生被调剂到省内二、三本院校。由此,不少学生在大一入学时矢志“四年磨一剑”,考研成为改变人生命运的“第二次高考”。

“考研基地”阴影下的曲阜师大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多年来始终难以走出“考研基地”的阴影

  事实上,“考研基地”是曲阜师大的“旧伤疤”。早在2004年,曲师大就因某报《探访一所特别能考研的大学》、《部分地方院校成为考研基地》两篇报道闻名全国。在“考研基地”的“桂冠”下,每个单独个体无形之中都被视作了应试教育下的“考研机器”,“高分低能”、“动手能力差”成为描述这些学校的学生频率最高的词语 。

  曲阜师大是不是中国大学中的 “异类”?所谓的“基地分子”跟全国2500多万学子究竟有多大不同?“考研基地”是曲阜师大的“阴影”还是“光环”?光明网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一些曲阜师大的在校生和校友,听到了他们许多平淡真实却又透露出些许无奈的故事。

  孔孟故里的青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1987年,李钧考入曲阜师范大学时,还带着一丝抵触情绪。那时年少轻狂,高考分数不低,所以只填报了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新闻专业两个志愿——这两所高校在山东各自仅招收一名学生。结果令人遗憾,李钧被招入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

  四年后,李钧被学校选留在新闻中心工作,这也算是圆了他的新闻梦。

  新闻工作让李钧有机会深入了解母校,那时的曲阜师大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著名学者陶愚川、抗癌十年的北大才子张元勋、数学界“怪叔叔”王长钰…… 李钧提起这些名字时如数家珍,“他们才是真正内方外圆、有个性的人,说得文艺一点是‘静水流深’,说得江湖一些就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李钧说,知道“人外有人”后,他开始为自己当年的“眼高于顶、不知天高地厚”深感羞惭。光阴流转,到了2006年,李钧决定将全部身心都安放在这里。

  在读完博士后,济南的几所高校都曾想将李钧调任过去。但当李钧征询家人意见时,岳父陈信泰对他说:“做学问要放下功名利禄心。曲阜最适合做学问,要沉潜下来,留下一点能传之后世的东西。”

  “真正踏访过曲阜的学者都知道:曲阜城虽然小,但‘中国文化的根就在这里’”,李钧这句肺腑之言代表了很多曲园学子的心声。

  “曲阜师大学生离开这里后,会发现再也找不到能这样安心做学术的地方”,2011年毕业后在北京某中学工作的靳日波,回忆起母校时用了“小城大学”来形容,言辞恳切。“曲阜是个偏僻小城,不繁华、没有物质的诱惑,在这里读书的人都耐得住寂寞,不受娱乐消遣活动影响,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曲园人踏实质朴的求学风貌。”

  据了解,曲阜师大在曲阜建校,根本原因是曲阜是孔子的故乡,曲阜南面的邹城则是孟子故乡,所以曲阜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浓厚。“学校对《论语》很重视,让我们接受很多传统文化教育,这都对曲师大的校风和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靳日波说。

  曲阜在地理位置上的“先天优势”,也许只是相对而言。李钧坦言,“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偏僻,没来过的人根本体会不到,压抑四年,有些孩子会带着一种背反背反的心理逃离这个地方——但出去后就再也找不到这种环境,很多青年才俊在离开后都对母校充满眷恋。”

  “曲阜师大和所有曲阜师大人就是靠着自强精神,走过了近60年风雨历程。”正是这座有着如此深厚历史优良学风的大学,近年却无数次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建校半个世纪后,怎就成了所谓教育制度“扭曲异化”的标志产物?这让在曲阜师大生活、学习、工作了25个春秋的李钧感到不解。

  离开母校的梦想——"流失的人才能再建一个曲师大"

  中国激光杂志社英文编辑部主任王晓峰是曲阜师大物理系1998级毕业生,出身农村,高中时候的他并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样”。

  “曲师大地处县城,学术交流不足,刚上大学时大家对科研工作知之甚少,要大家在大一就选择考研方向,实在是高估了我们。”

  王晓峰说,学生心态的分化主要是在大三,很多人开始想尝试科研工作,但由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科研工作,不排除有些同学的选择有一定的随众性。

  “我不知道曲师大有多少学生选择考研,就我们班来说大概有一半人吧,60%都考上了,北大、清华、复旦这些一流高校都有考上的。考研成功率比较高,说明大家决定考研时都很慎重,绝大部分人是严肃对待这件事,而不是盲目报考。”

  一方面地缘因素给曲师大提供了一方专心搞学术的沃土,另一方面又始终是阻碍曲师大人才发展的“硬伤”。曲师大人事处处长李兆祥甚至曾用“流失的人才能再建一个曲师大”来形容该校人才流失的严峻形势。

“虽然学习风气很好,但这些地方院校的学生,接触现代科学仪器的机会较少,本科生也没有多少机会到实验室参与科研工作,条件没有重点高校好。这种差距确实是存在的。”王晓峰表示。

  很多校友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曲师大物理系的李国华教授。“在国内激光技术领域是数一数二的专家,很多光学实验室都会用到他的研究成果。”在王晓峰看来,如果他是在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学校,研究团队肯定会更加强大。

  随着近些年高校扩展硕士、博士点速度增快,其它省市高校不惜动用重金吸引人才,这也造成了曲师大优秀教师资源的加速流失。“常州大学现在为扩展硕士点、博士点,竟动用最高待遇拟从某学院一次挖走三、四位优秀教师。”李钧无奈地说。

  即便文化底蕴再丰厚,曲阜也难以将一代代优秀学人“囚禁”在这座小县城。

  历史系毕业生路本龙曾分析说:“由于是师范生,绝大多数学生面临着毕业后只能去中学教书的命运,甚至相当多的人连县城中学都去不了,只能被‘发配’到乡镇教书。在当前的中国,地方尤其是农村教育状况和教师待遇还很低的情况下,师范类学生若想改变命运,只有考研一条路可选。”

  “小城市的学生选择到大城市寻求发展,大城市的学生选择出国深造,每个人都是在寻求改变自己的机会。”王晓峰认为,“从本科生到研究生,认识层次差别很大,同时在小地方可能只看到当地的情况,走出来到更好的高校,就能看到全国甚至世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视野。”

  “研究生选择走出来,立足于大城市,选择面确实更广了”,而在就业方面,王晓峰提到,这些同学后来有的读博继续做科研,也有的选择出国,再回山东的很少。

  "考研基地"的旧伤新痛——"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将应试的恶种带到各处"

  “我之选择考研是因为我喜欢汉语言文学专业。如果可能的话,考研是我就业之路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阶段,我从没把考研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跳板或捷径。考研究生是出于自己热爱的心。”

  徐璐强烈反对将考研定义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这种说法特别可笑”,但她说,“我更愿意把它视为和梦想有关的一部分。”   

  徐璐特意引用曲阜师大张瑞英老师的一段话说,“曲阜师大考研率高,考上的学校好,多年就这样,我们一直不觉得有什么,就像我们做其他事也一直这样认真、勤奋、朴实一样,对任何荣誉类的结果都待之以淡定、从容的态度。”

       或许在张瑞英眼中,“考研基地”对曲师大并不是“阴影”,只能证明学生的学术实力,然而,大多数曲师大师生却显得不那么“从容”。

  “多年前,媒体给学校扣上‘考研基地’的帽子,导致很多在考研笔试中成绩靠前的学生,到了复试以各种理由‘被落榜’。”徐璐指的是2004年一家报纸刊发了《探访一所特别能考研的大学》、《部分地方院校成为考研基地》两篇报道。

  当年的报道中,详尽描述了这些二三等院校如何鼓励考生设立考研目标,让他们创造出一个个高考研率奇迹。报道所引发的社会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人对部分学生“生源中存在知识面窄、缺乏创新思维、动手能力差等问题”的评价成了“考研基地”的统一标签。

在这篇报道之后,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说,“这些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是上游还是下走,都将应试的恶种带到各处。它所戕害的,不仅是广大的基础教育,而且也是高端的学术研究”,此后更传出一些高校开始了抵制曲阜师大学生的说法。

  而众多985、211高校近年来不断提高本校保研比例,客观上形成了不公平局面,与此同时,一些学校因媒体的负面报道也开始“歧视”二三本院校学生。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生对记者透露,“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几位著名教授在招收研究生时明确表示,不想要曲阜师大的学生——哪怕是第一名。”

  是否确有学校直接将曲阜师大学子拒之门外我们很难调查,而不少人对记者反映,“如果真想刷掉曲师大的学生,太简单了——复试时出几道稍微难一点的题就可以了”。

  我们还记得,2007年全国研究生统考中,烟台大学化学院学生郭肖霞报考了洛阳725研究所。她以初试392分、专业第一的成绩参加了研究所复试。本以为稳操胜券的她却没有被录取。随后,面对公众质疑,725研究所以“实践能力考核不合格”为由回应,解释为何郭肖霞未被录取。

  这无疑又为地方院校学生“高分低等”的问题提供了进一步佐证。在那之后,甚至有网友公然在天涯论坛发帖《呼吁名校抵制曲师大烟大聊城大学等山东考研基地的学生》

  2012年3月,网友曹山石在微博写下这段让诸多学子再次“寒心”的话。

  “聊天。上海社科院的一领导说,该院把三个学校的本科生列入考研黑名单,分数再高也不能收——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山东聊城大学、河北大学。问他为啥,他说:以前招研究生吃了很多亏,这三所学校很多学生是大一就准备考研,除了熟知考研那几本书,招进来发现其它方面一问三不知。”

  不论事实与否,多年来舆论中所呈现出的“歧视”在不断刺痛曲师大学子的心。

  “现在又旧事重提,作为学生,看到那些“主题先行”的报道,既愤怒不解又心有余悸,明年这个时候就轮到我考研了……”徐璐不无担心的说,“这样的报道会不会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学生的人生轨迹?”

  争议声浪中的反思 ——“要让它名副其实,把‘考研基地'叫得响”

  曲阜师大学子的心情也许真的如他们所说,“外面的人很难体会”。

  曲阜师大数学系本科毕业的张德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博士,刚刚考入中科大硕士班时,偶尔有同学直接问他:“你们曲阜师大学生是不是大一就开始考研了?”这倒也没给张德凯带来太多困扰,“我会告诉他们不是,因为大家想一想就会明白,这种说法根本不可能。”    

  在曲阜师大文学院副院长李钧眼里,这位来自农村的学生身上有着太多闪光之处。“四年里他一直穿着妈妈做的布鞋,靠一个打扫厕所的勤工助学岗每月拿80元钱补贴,但他自尊自强,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

  在当年的研究生考试中,张德凯以初试第二、复试第二,总分第二的成绩考入中科大。他不愿多谈本科时的奖励和所获得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只淡淡地说,“这都没啥,成绩都是过去的”。

  作为一个数学系学生,张德凯却在图书馆做了三年“义馆”,用他的话说就是,“整理下同学们拿乱了的图书,码好放到书架上去”,“我觉得这是件高兴的事儿,也算是对学习生活的调节,方便我看书。”他喜欢浏览传记、历史类书籍。

  然而,更厉害的是同宿舍的舍友,学了数学4年后,因为酷爱古代汉语,最后竟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其他同学报考很多也都是出于兴趣与热爱。”他的同学中不乏考上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的,“考研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二次选专业的机会”。

  提到“考研基地”,张德凯说,“不是说我们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有缺点我们可以改,大家感到不高兴,是因为不能因为一个例子就把所有人都否定。”  

  “考研基地”引发的质疑声浪中,有批评、有斥责,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

  这几天,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其博客中声明,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没有针对某所学校(指曲阜师大等)发表意见,而是对目前存在于二本院校、三本院校中,将考研作为学生出路的办学现象提出质疑。”

熊丙奇甚至还开始为“考研基地”鸣冤,“在现实中,他们有比考研更好的出路吗?他们能全身心投入学习准备考研,不是比在学校里混日子强很多吗?”希望媒体舆论不要火上浇油、研招单位不要简单给学生归类、贴标签。

  熊丙奇最后将矛头指向教育部门,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和研招考试的招生改革,以扭转目前的畸形考研生态。

  王晓峰在接受光明网采访时则表示,现在的教育体制固然需要批评,但作为个体的我们不要指望今天的批评就能带来明天的改变。与情绪激动的学生和义正词严的专家不同,毕业十余年的王晓峰更希望建设性地反思关于“考研基地”的争议。

  “学校应该直面批评,从某个角度上看‘考研基地’的名号没问题,关键是要让它名副其实,在帮助学生考高分的同时,切实把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培养起来;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各方面训练都到位,这样才能把‘考研基地’叫响,培养出的学生也没有人会不喜欢。”

  “曲阜师大每年都把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名单公布出来,这仿佛是一种成绩,但问题在于考研并不是最后的结果”,王晓峰分析说,“考上研究生本身并不代表人生或者学习的成功,学校应该反思,为什么被称为‘考研基地’,而不是‘优秀教师基地’或者‘科研基地’。”

  “曲阜师大还应该把校友资源利用起来,让有经验的校友与母校的同学多交流,讨论在校的学习和以后的人生规划,帮助他们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向,这是校友对母校最有价值的回报。这种以母校为寄托的关系,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如果哪天我收到了12或者13级学生给我发来的邮件,我也会尽可能提供帮助,与他们交流,我相信很多校友都会积极面对来自母校学弟学妹们提出的问题。”

  王晓峰说,“重新开启这场讨论是有意义的,其目的不是单纯地指责说校长应该怎样,学校应该怎样,而应该让关心此事的每个人多提建设性的意见或者开始做具体的工作,因为最终目的都是归结到年轻的学生身上,我希望这场讨论与随后的行动能帮助他们拥有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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